收割世界：镜头与十四行诗

十几年前，春天对我们还不意味着什么。是过完年大概要重新回到学校，或者是山花重又烂漫，终于可以脱下厚重的棉衣闹将起来。随着逐渐长大，却发现“春天”的涵义变得丰满起来。明媚的阳光、复苏的万物、解冻的泥土等等这些现象渐渐地为春天赋予一些新的含义，它不仅代表了光明、希望或是耕耘，甚至成为开始或者是重新开始最诗意的理由。

在那些最美好的诗句里，春天是多么浪漫而美好的意象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二十多年前，更是有个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和偏执，在卧轨前写下了“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这样让人动容的句子。

于是，依凭这样清洁而温厚的生命力，“春天”这个意象不仅成为精神失足者的乐园，更是成为人们精神独白最好的时机。著名的哲人和传播学者G.桑塔亚娜曾在哈佛授课的时候，注视在窗棂上驻足的知更鸟，说道“我与阳春有约”。继而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或者也像时下正流行的歌曲《春天里》唱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这春天里”。

而在更多的人眼里，“春天”则被抽象为一个契机，一个“像要发生什么”的契机。正如电影《立春》里王彩玲所说的：每年一到春天，其实也没什么，但我总觉着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等到春天整个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落，像是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最终等到的，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也在这之后20多年的春天里，从未等到诗人的醒来。我们期望在春天里去做些什么或是在春天里等待，可到最后才发现，冬天也可耕耘，秋日亦可绽放，春天只不过是一年四季中再普通不过的时节罢了。

而许许多多的我们，却仍在等待一个又一个“春天”中变得一无所有。生活里有太多“春天”束缚着我们，我们期待能在所有的条件都完备的时候才去开始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失去才能告诉我们，人生永远不可能像做菜一样，只有等到所有的材料都齐备了才可以下锅。

或者春天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等待春天。因为在等待中，不仅会错过太多生命里最值得珍视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你所等待的春天可能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就像《等待戈多》所描述的一样，生命本身或许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等待，到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等待的究竟是什么，而那个一直在承诺会在明天到来的戈多，也将永不到来。

春天又来了。在这凛冽的春寒里，我开始明了，有多少永难再来的美好，就这样在无望的等待中渐渐地、渐渐地消失不见。

他天赋异禀。21岁的年纪，当其他球员还在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球员时，他已经两夺“世界足球先生”的称号。正如老帅罗布森曾说的那样，罗纳尔多用一只脚就足够了，他整个人都是为足球度身订造的；

可他也命途多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拿过多少荣誉，背后就有多少的伤痛。每一次当他倒在球场，双手掩面的时候，全世界都在为他撕心裂肺。他的理疗师曾说，他拥有完美的力量和爆发力，可惜的是他的肌肉很脆弱。正如一辆车装上了法拉利的引擎，却只有一幅木质的车架。

这十几年来，他跑跑停停。停下的寂寞是吉光片羽，而只要奔跑起来，整个足球世界却都会因他的表演而显得星光熠熠。因为他的球技，我们知道足球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他进球后灿烂的笑容，我们知道足球不仅是竞技，更能带给人快乐；因为他的伤痛，我们知道足球正如人生，无奈总是多于快慰；而当他掩面而泣，我们才懂得足球更是一种信仰，忠诚、追求、一往无前。

2011年2月14日，罗纳尔多结束了他与足球的蜜月期，正式宣布退役。他说过去的几天他一直在哭，因为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而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看着他踢球长大的人们来说，收获的是传奇，失去的却是信仰。

曾经在我的世界里，爱足球就等于爱着罗纳尔多。房间里贴着的是《足球俱乐部》里他的海报，球场上模仿的是他的动作，当年少的疯狂、青春的激情、球场上的汗水这些人生最美好的事物全部都倒映着对这样一个人的热爱的时候，成长无可避免地留下他挥之不去的印记。

他最终还是输给了年华。而我们，也在这样的结局中忽然地老去。村上春树曾说，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当罗纳尔多还在球场上的时候，即使坐在电视机前的是年近而立的我们，心中悸动的却还是我们十几岁时候的激情与梦想。

而当罗纳尔多含泪宣布退役的时候，青春的浓雾散尽了。当球场上已经全部是85后天下的时候，我们忽然间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他黯然离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人可以唤醒我们属于青春、属于足球的热血记忆。就在这么一刻，我们老了。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对于罗尼还是我们，关于足球，关于青春和汗水的记忆将仍然以另外的形式而存在着。外星人飞走了，可能只有不再用双脚去踢球，他才能真正地不再受到任何伤病的困扰，才能完全尽情的表演；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即使垂垂老矣，我们关于青春的印记也将被封存在他32岁的这个年纪，这个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年代。

纪念罗纳尔多，纪念的不止是青春，纪念的还是那个纯粹的属于足球的年代。当如今足球已经纯粹走向商业化，人们对足球的注意力已经渐渐被花边新闻、转会记录、更衣室矛盾吸引的时候，你是否还记得他在翱翔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你满脑子的都是他的狂奔、过人；你所有的赞不绝口，都属于他那伟大的想象力，他那无与伦比的进球。

退役的时候，罗尼的双腿已经再无一片完好的肌肉。过去的十几年每次当他倒下，双手掩面而泣，我们都觉得他的职业生涯终结了；可是当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奔跑的时候，俨然就是足球这个世界里唯一的君王。正如忧郁王子巴乔所说，罗纳尔多死过很多次，可他依然活着。我的好朋友罗纳尔多至少死过2次，可他依然顽强的活过来。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战胜一切厄运，以更好的状态回到人们面前。

过去的18年，他用双脚重新定义足球的含义，他用职业生涯丈量了“传奇”的跨度。最后，我们的目光里永远只剩下他20岁时的影子。而从此以后，在足球的世界里，“罗纳尔多”这个名词将会变成一种图腾，变成足球领域里至高无上的褒奖。

再见，罗尼。此刻没有留恋，我们的心中永远只存敬畏。

每个男孩子在成长为小王八蛋之前总会有一些烂漫的梦想，譬如有的想当老师，有的要当科学家，还有一些想做黑帮老大或是武艺超群的大侠。相较于这样远大的抱负，我小时候则平庸得多。记得有一次被问及长大了要做什么，我一个人窘在那里直冒汗。当时也完全不懂“维护世界和平”之类的幽默，还是姐姐跑出来帮忙圆场，说他啊，要当警察！

于是我就施施然，是啊，做警察！然后用双手摆成冲锋枪的模样四处扫射。当时觉得警察是最无所不能的角色，动画片电视剧里不都在演着得吗，再厉害的坏蛋，碰到警察也得歇菜。

青葱的王八蛋也会长大，自然也不会再被问到“长大了想做什么”的尴尬问题，对警察的概念也渐渐不再那么理想主义。现在你要问我警察是做什么的，我大概会说，警察啊，那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会维护统治秩序；或者幽你一默：警察？你说的是那个可以问路、作业不会写了也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那个？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偏见来定义警察。本来都是些飒爽青年，因为警察这些职业，身份却瞬间被异化了。正如有的人一想到警察就会想起城管，而另一些人的脑中则会立即出现电影里成龙大叔的滑稽和英姿，当然更多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譬如——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是做什么的？毛主席说了，那是“为人民服务”。具体到警察，有民警、刑警、交警、特警……分工都不一样，但是等到张宁海的事故发生后，我第一次知道，警察还有一个职责——因公殉职。

对于张宁海的悲剧本身，我并不想说什么，甚至对那些学生当时不致歉的行为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被困在山上，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张警官坠崖，他们是直面着，所以他们也会受到冲击，也是心理的受害者。

对于这样的冷漠，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能纵容甚至是鼓励。事件发生后，复旦校内的舆论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丝对逝者的感激和尊重，而是在反思自己的“危机公关”做得不够好，更有甚者冷漠得令人发指：“我们纳税人交了钱养着他们，救人就是他们的职责，自己不小心掉下去了是能力太差，再说因公殉职这样的小事，没必要拿出来说个不停……”

我承认，看到这句话，我的心沉到谷底。看不到一丝的自责，看不到一点对死者的尊重和缅怀。人性在这位仁兄的心里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能看到的，只有无限膨胀的权利意识，而责任心却被这权利意识挤的毫无立锥之地。事故发生后，我们只看到了张警官警察的身份，却完全没有看到，他也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何况还是一个救过自己的人。

国家在进步，人民的智识水平也在提高，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增强了。张文显曾经说起他在美国留学时得知，一个社会的诉讼率只要达到10%以上，这个社会就是好讼的。而在当今中国，诉讼率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无争早就变成了对权利被侵犯的杯弓蛇影的态度。

在追求法治的进程中，我们一直嚷嚷着我们的权利意识太薄弱了，却一直忽视了责任意识的重要性。我一直认为，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当人人都觉得别人欠自己的，却从未有人想过自己应当为别人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的时候，社会无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偏私、狭隘、毫无道德和理性的误区。张宁海的悲剧是一个多么明显而又令人心酸的例证。

强调责任意识，一来是秩序的需要，正如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所说，最好的公民文化不是参与度最高的文化，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中的平衡；二来也是将在追逐权利的过程中自私和盲目的人们拉回人之为人的起点来——正如道德、正如人性，正如一个人应当有的最基本的常识。

我不想因为这个悲剧就神话张宁海，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警察这个身份属性。但是张宁海又走得的确太遗憾。我一直认为，道德或是人性的缺失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在这些人还对自己的这种缺失理直气壮，丝毫感觉不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不仅有一大套理论来支持自己人性的泯灭和智识的缺失，还为自己的这种“见识”洋洋自得。

汉娜.阿伦特曾经诠释过“残忍”。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世界上更广泛地存在一种“平庸无奇的恶”，这些作恶者并非本性邪恶或是仇深似海，而只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完全感受不到“恶”为何物。

正如《朗读者》中的纳粹汉娜。她以自己不识字为耻，却对杀人毫无愧疚；或者也如张宁海事件中那些无知的人们。在他们的世界里，“恶”被另一套价值标准所定义着。不是正义、道德或是对“因公殉职是小事”的判断，而是一些其他的事物，譬如“危机公关力度不够”。

这个标准，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定义。但是如果这个标准已经直逼最朴素的人性的时候，那种对人性的冷漠就造就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无奇的恶”。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平庸无奇的恶”有的是由于无知；但更多的，则是为了一些什么目的，我们“选择性不知”罢了。

至少我们都知道，如果警察的职责里包括一项“因公殉职”的话，小时候打死我也不会说要做警察了。

4月玉树地震的时候，我跟大鹏有过一次对于网络言论的讨论。当时我认为，网络上对于地震的讨论已经完全背离了抗震救灾本身。这一方面体现在很多人以救灾为名义讨论，但是讨论的内容和结果都对灾区毫无裨益；另一方面，这些网络论战关注的只是辩论本身——而非对于问题的胜利，最终很容易演变成祭着“民意”和“道德”大旗下的暴民政治。

大鹏关注的明显不止于此。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讨论，都是民主这一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中的一次进步；民主的问题必须要在讨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沉淀，并最终实现理性的讨论局面和更加良性的“讨论——实践”的循环。

当时我颇不以此为然。因为相信民主是需要有基础的，认为只有在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素养达到一定层次时，民主才能够正常地运转起来，才能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并且推动制度和实践的发展。

一言以蔽之，当时我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仍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却忽视了理性从来都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前进并且永无止境的过程。

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理解大鹏观点的可贵。因为赞成这样的一种“非理性的讨论”，并非像看上去那样是支持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和“形式上的言论自由”，而是鼓励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鼓励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和政策的思考和讨论，其落脚点最终会超越辩论和参与本身。

或者正如刘文瑾所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我们追求言论自由已经走得很远了，回过头看看，其目的不也正是如此？

最近媒体正在热议“网络水军”之弊。公关公司在网上招募大量的“水军”，“水军”根据指示发帖和回帖，并由此取得报酬。有“军中人士”透露，如果某段时间网络上大量出现类似的新闻，那极有可能是水军出品。

网络上“专家”和“部分群众”（不知道是否也是水军）皆“哗然”：有人说这个严重扰乱了网络环境，有人说这将是滋生不法分子的温床，更有甚者，疾呼应当对网络环境严加监管——大有“网将不网”之势。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具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人，我对“水军”现象也表示深恶痛绝。这样的年代里，最让人尴尬的就是自己的思想被劫持了——你居然还反复地劫持，甚至还“组团”劫持我来了，实在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要这些“水军”并未触犯法律，我依然要为他们的利益鼓与呼。在web3.0时代里，网络是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媒介。正是因此，它才一方面可以成为我们普通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直抒胸臆的平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利益驱使和操纵的温床。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个只是网络的媒介特性本身，正如良好的环境气候下，花园里既能长出玫瑰，也能长出杂草。但是并不能因为杂草的存在，而改变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气候。

作为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 “曾媒体工作者”，我曾经一直很担心网络推手——包括现在的“网络水军”对话语权的控制，而他们也确实具备“指哪打哪”的本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他们能改变的实在太有限了，当人们已经对惊险、刺激、暴力、奇异等等话题麻木的时候，自然还是会回归到对真、善、美的追求上来。他们没有控制话语权，最多只能是对网络上一个极短时间内的议程设置。

保卫水军，不仅是为了要捍卫网络的自由，同样是因为我们需要声音的多元化。杂草和玫瑰是好分辨的，但是网络上的信息却往往是“双兔傍地走”，难以辨别好坏。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信息的优劣，并且具备了限制的权利的话，那么结果才真的是“网将不网”。

当然，水军也会给我们以思考。比如在网络这样的言论自由市场，无论是自发的声音还是被操纵的声音，如何能够使得讨论在一种公开、审慎、理性的环境中展开？如何才能使得网络的声音并不止于网络，而在更具深度更具理性的其他媒介形式下得到深化？

损害公共舆论的罪恶，如偏执、撒谎、仇恨等不可能被完全根除，正如自由不可能绝对实现，虽然理性很难达到，但是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可以从某种直觉中树立对理性的信念。”

这种信念，比如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又比如，在网络这样一个滋生“水军”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毫无阻碍地对公众事务的参与。